伊塔洛·卡尔维诺（Italo Calvino，1923~1985）罢手呼吸后，他的胳背露在被单外，暗中，健壮，弥散不像一个病死人的一部分。卡尔维诺的离世，1985年9月19日，是一场寰宇不仁的掏空，令东谈主睹之心惊，想来震恸。此前5年，他才搬到罗马的这套宅第里，把起居和使命环境弥散按情意叮咛成了植物园。从留住的像片看，总计环绕他的事物都在滋长，从使命台，到四处延长、交汇的藤蔓，到书桌上的纸张，到屋里的猫，就连他的身体都保持着滋长的态势。然而大脑，那颗深得人心的卡尔维诺的大脑，一霎被一阵死风席卷而去。

就像《不存在的骑士》里的设定：全套铠甲皆备，东谈主却不存在了。

他的死因是脑溢血，他终末在写的作品，是行将拿到好意思国去宣读的“创作谈”《新千年文体备忘录》，写收场预测的八章中的前五章。天然未竟，但五章内容的“完成度”异常高，所谈主题从“轻”“快”“形象”“精准”一直到“繁复”，所提到的作者作品，第一章上来是希腊神话里的好意思杜莎和珀修斯故事，第五章为止时，则是他的一又友、法国作者乔治·佩雷克的两部演义《东谈主生拼图版》和《物》，从陈腐到最新，画出齐备的一周。佩雷克1934年生，1982年早逝，卡尔维诺太想向好意思国读者先容这位欧洲文体的最新发现——亦然不错盖棺定论的发现——他说：佩雷克出书于1978年的《东谈主生拼图版》“再行唤起咱们读巴尔扎克所写的那类伟大的长篇系列演义的乐趣”，它足足写了9年，其高度的繁复和谨严，抵达了一个东谈主所可能具备的智性和层次的极致。

词穷

卡尔维诺一直瘦，显得健康。他有一张使命照，一只手的食指触碰打字机按键的时刻，联结他那记号性的“想忖型浅笑”，看起来像是意思意思的小孩在用脚尖试前列的水。对他这种轻微的气质产生好感，是很天然的事情，也会天然猜想他的各式演义里，尽管情节不一，想法多变，阿谁轻微的猎奇滋味还果然莫得信得过变换过，即便他50岁后，头上的鹤发照旧藏不住了。

名作者在50岁高下，时时会写出个东谈主最老到，时时也最有重量感的演义——纳博科夫在50岁写出《洛丽塔》，托马斯·曼在50岁写出《魔山》，约翰·斯坦贝克在以《震怒的葡萄》等作品成名已久之后，于1952年拿出了一部他欲留给东谈主类的沉静演义《伊甸之东》。但对卡尔维诺来说，用来为50岁的老到加上注脚的，是一册小小薄薄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。

它莫得信得过的“情节”可言。从1960年代运行，卡尔维诺就效率写那些“对于书的书”“对于写稿的书”“对于阅读的书”，即涉及了阅读、写稿、言说这些基本行径的书。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，一个假想中的马可·波罗，面临一个假想中的忽必烈汗，遭遇的第一个难得是不懂怎样一样。“总计的语言都在写稿时被压抑”，卡尔维诺说，这里的“写稿”是最宽广真谛上的，不仅包含书写，也包含言说，包含想考。马可·波罗想要说出真实的见闻，却不知采选什么样的词汇，材干在我方目下唤出他所见过的同意。于是，千里默，半吐半吞，成为言说的起始，那被压抑的语言源于使用它的东谈主对它产生了怀疑：它不外是个象征，它跟我想讲出的东西是一致的吗？

执行上，在1950年代写出“咱们的先人”三部曲时，卡尔维诺的演义就有个特色：对话未几，且很“基本”。很难有什么东谈主物对话，或是独白，或是大段的讨论，是咱们在看完《一个分红两半的子爵》《树上的男爵》和《不存在的骑士》后能记取的；卡尔维诺爱好的“树上的男爵”柯西莫，一世作念了许多事，却莫得留住什么话，他永远在作念新的事情，即使晚年在树上行动难得，没什么事可作念，他也从未向东谈主辩论往事，“归来”东谈主生；他的死是一个异常经典的画面：朝一只途经的热气球跳去，收拢锚绳，远远地飘往海的那处。记下这件事的叙事东谈主，也即柯西莫的弟弟，对哥哥的一世传奇也莫得发任何的感触。

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也讲出了对话之难，马可·波罗先是打入部属手势，然后尝试启齿，讲完后闭嘴，重回打手式，用来补充言语未能传达的“嗅觉”。当演义写到这种手势传达时，咱们嗅觉语言仍然是稚子的，卡尔维诺在此穷追猛打地显现语言的窝囊，因为词语不得不被大批地糜掷，只为描写短短几秒钟之内的东谈主物看成：

“于是，在以精准的字眼阐发了每个城市的基本情况后，他会对每座城市作念一番尴尬的驳斥，伸入手掌，掌心上前，向后，或向两侧，角度径直或倾斜，看成或快或慢。他们两东谈主建立了一种新的对话方式，可汗满戴限定的皎洁的双手，以威严的看成回复商东谈主结识、敏捷的双手。”

这段话直让我想起卡尔维诺放在打字机上的双手：他在写稿并面临弹动的手指头时，可有哪一刻是莫得猜想写稿是不可能的？

语词在好多工夫是更安妥的。孔子说过，上古之东谈主“多识于草木鸟兽虫鱼之名”，给事物取了名字，使用和传播这些名字，会使东谈主感到我方在默契寰宇；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也想考过孩子肄业的规章，他说我方最振奋的时光之一，即是在百草园里识万物之名。从无到有地默契寰宇，不错使东谈主如斯千里浸而喜悦。但是，假如一个东谈主有幸老到起来，况兼络续渴慕传达所见所想，他就会发现万物的看成，事物的“嗅觉”，东谈主的“生存”，城市的“歧视”，这些综合的、脱离于语词的捕捉除外的东西，对我方组成了信得过且有真谛的挑战。

“空前绝后的忽必烈汗啊，”马可·波罗说，“不论我怎样致力于，都难以描画出强大碉堡林立的扎伊拉城。我不错告诉你，高低升沉的街谈有若干级台阶，拱廊的弧形有若干度，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；但是，这其实等于什么都莫得告诉你。”

语词不仅不可言说，而且还必须去言说不可言说之物，因为语词是东谈主的存在之舟，启齿语言、阅读和书写时，东谈主方才成为东谈主。弗洛伊德在《释梦》中讲，对黑甜乡作念阐释，在实质上不可能达到明确的论断，因为梦是一种“无以名状”的现实，《释梦》因此先开列了一个词汇表，既给出了作者所要确知的使命对象，又为语词抒发的常识规则了可掌捏的功能范围。卡尔维诺也许受过《释梦》的启发。100多页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是以书写黑甜乡或回忆的方法来叙事的，它又被区分为一则则小片段，仿佛把语词承担的任务分割到最小，一朝逾出智商的范围，就知难而退。语词随时一面使出周身解数，一面浮现其窝囊为力。

失忆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骚东谈主物。故垒西边东谈主谈是，三国周郎赤壁”。苏轼的这几句，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得回了远方而有劲的呼应。请看“城市与追忆 之四”，这则小片段的滥觞说：

“在六条河流与三座山脉的那处就是左拉，这是一座你只须看上一眼就会终身难忘的城市……”

苏轼的词里，“故垒西边”不仅为“虚指”，而且将语词放入一种黑甜乡景况：“西边”本无所谓是哪边，只暗示“在那里”，也无所谓发生过什么事，只需“东谈主谈是”——东谈主们都这样说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周郎赤壁是在故事之中的，是通过语词而发生的。而在卡尔维诺笔下，马可·波罗一启齿，就知谈城市存在于他的语词之中。城市是被说出的，是以，对一个城市留住印象以至于能够言说它的历程，在卡尔维诺或是他的马可·波罗看来，要比说出城市的种种事物、台阶的数目、城墙的高度之类更具真谛。这座名叫“左拉”的城市，和苏轼笔下的赤壁一样，都不是被刻画的对象，而是一个“由头”，读者应该由以想考它是怎样“发生”的：

“左拉的特有在于能一丝一丝留在你的追忆中，那些连贯的街巷，街谈双方的屋宇，房屋的门窗等等，天然并不显得至极漂亮或萧瑟，却都能占据你的追忆……”

对于左拉城的这一小段，收尾是最使东谈主诧异、亦然最使东谈主恍悟的：此城的存在是因为占据东谈主的追忆：“但是，我要出发走访左拉却是徒然的”——二元对立在此刻被轰然冲破，默契者和默契对象不再分为主动的前者和被迫的后者，前者不可像指认一个庸俗的事物一样，指认后者。于是，左拉只是剩下了一个为了言说肤浅而使用的名字——“左拉”。

“为了让东谈主更容易记取，左拉被迫永远静止不变，于是就荒原了，崩溃了，隐匿了。地面照旧把她忘却了。”

因静止不变而崩溃、隐匿——世上每一个沦为“景点”的所在，其交运不恰是如斯吗？

东谈主们可能不错说出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讲了哪些乖癖的城市：一座建在湖边的城市，游东谈主老是能同期看到城市和湖水均分绝不差的倒影；一座半边长久、半边要拆卸的城市，每年总有那么一天，工东谈主要把宫殿拆散，把水泥柱子推倒，把市政府化整为零，把船厂、病院、真金不怕火油厂大卸八块后装上拖车；一座以天文体家为最遑急的作事的城市，天文体家们不雅测天堂的次序，确保它与城市的次序相吻合……但是，这些城市并非《山海经》里奇肱国、焦侥国、男儿国之类，对它们的叙述，使东谈主显着它们不仅依托于充分的假想，更依托于叙述，叙述建立它们也取消它们，在说出它们的名字时就使它们流动不居。

忽必烈汗从其中受益：马可·波罗的叙述并未让忽必烈汗恍悟“别国风情”，而是使他看到他对我方的帝国根柢就一无所知，阿谁传闻是宽广无比的帝国，因为莫得被任何东谈主作念如斯的讲述，而简直异常于一个单调的废地。可汗嗅觉到了缺乏和失意。他不为我方莫得去过那些奇异的城市而缺憾，他缺憾的是，我方不曾像对面这个意大利冒险家和商东谈主一样，被对于这些城市的追忆所“占据”，并领有启齿叙述的契机、智商和一定的颖慧。

执行上，淌若卡尔维诺让他的“先人”，比如说让《树上的男爵》中的树上东谈主柯西莫得回一个马可·波罗式的契机，能够启齿叙述，他们也会这样来抒发。卡尔维诺属意的东谈主物，不一定洽闻强记，脑中装下沿途的见闻和阅知，却能用叙述来撼动、来干豫东谈主们一向不曾怀疑其存在的真实。叙述使真实变得不遑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推究苏轼去过的赤壁是真赤壁照旧假赤壁，是一件极为败兴的事情，或说苏轼借题进展，呈文“想古之幽情”，但关键在于这幽情是发自苏轼的叙述。

无我

在四五十岁的工夫，卡尔维诺想的不是写下一些不可湮灭的语词，而是络续开脱语词的重量。《交运交叉的城堡》时时被视为他在“咱们的先人”后的转型之作，可它实乃后者的天然发展；子爵、男爵和骑士不仅在一定真谛上脱逃了惯例的布帛菽粟，而且脱逃了竖立这一套次序的话语行径。他们少言寡语，语言也不惜墨如金，是因为卡尔维诺“志不在此”，不想假托假想中的18世纪奇东谈主来发什么警世之言（但不代表他对寰宇莫得严峻的主张）。在《交运交叉的城堡》里，东谈主们通过图像——塔罗牌——在话语除外觅得一条幽径。

马可·波罗用手势来推广言语的范围，同样，塔罗牌暗示出的东西包含了更多守秘的东西。在图像里，莫得一个故事是确实的，它们反证出语言的明晰是一种虚伪。东谈主们想说故事，但一摆开牌，一朝嗅觉某张牌讲出的故事过多，就会有东谈主把它抢去，用到我方想说的故事里；同样的牌在改换步履后，说出的是不一样的内容。每一个面临一组牌启齿语言的东谈主，用的都是既自信、又推断性的语言，他会说：“咱们同业的东谈主大要是想告诉咱们……”“这一列牌一定是要声称……”——此类语言表述一再地复返到语言表述自己，标明在繁密可能的表述里，它仅占其一。

卡尔维诺继续一世所作念的事，不单是写稿，而且是指引读者想考什么是写稿。他我方需要回复的是“为什么写稿”。《交运交叉的城堡》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以及“咱们的先人”三部曲，天然还有1979年发表的奇书《淌若冬夜，一个旅东谈主》，都是在这一趟复的历程中产生的。天然了，俗念总归会爬上读者的心头：东谈主们总要问，为什么他专事假想里的田园，却从来“不写我方”？

在“咱们的先人”三部曲初次结皆的1960年，他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序，其中有很深千里的失望之语。他说，与“树上的男爵”柯西莫这样终身放肆、解放奔驰、享受孑然的东谈主比拟，今天的“东谈主们最粗拙的个性被勾消了，而且东谈主被缩减为综合的围聚体，他们的行径都是被预定好的”。东谈主们丧失了自我，“不是部分丧失，是沿途丧失，化为乌有”。

自我的丧失是个深刻话题，天然不可放纵辩论。但从卡尔维诺少许的“现实主张”演义如《监票东谈主的一天》《房产投契》中，不错看到哪怕珍重大利阅读商场极为活跃的五六十年代，他都宁肯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去书写现实。对现实中的话语的弘大的不信任，使他的想考永远及于“整体”而非意大利或是他本东谈主。在越战期间，他说过“越南东谈主民是独一带来光明的存在”，因为他们是在真实寰宇里辞世的，惟有他们能够作念到讲述我方特别的真相。在以《看不见的城市》标注出50岁的东谈主生节点之前，他就在一次访谈中说过“我一霎感到我方不得不运行我的老年生存……我致使但愿它早点运行”。

少数的文化东谈主之是以不落俗套，不在于他们的笔墨和话语在多猛进度上影响或改换了寰宇，而在于他们得胜地把同寰宇的搏斗，以及同天然规章的搏斗，滚动入了智性的规模。典型的例子如盲东谈主博尔赫斯，如辩别桑梓的纳博科夫，如在一场气馁的政事行状里孤身宝石的爱德华·W.萨义德。卡尔维诺也可列入其中。《看不见的城市》或《交运交叉的城堡》，都是在“找到一派新的领地、一种新的地舆，书写一个可能的故事——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故事”（《伊塔洛·卡尔维诺：写演义的东谈主，讲故事的东谈主》作者让-保罗·曼加纳罗语）；在《帕洛马尔》中，帕洛马尔先生对象征组成的寰宇发动攻势，他的总计这个词故事体现为一番智性的情境，如同马可·波罗和忽必烈的对话。

吟咏“大江东去”的苏轼，所作念的不亦然这样的事？天然他并无明确的意志，但是“故垒西边东谈主谈是”中有着清新的地舆。淌若诗受限于必须“言志”，则写词不妨毁坏。在1978年一次领受《国度晚报》的造访中，卡尔维诺说他可贵那些“自食其力”的作者（他举了好意思国作者亨利·米勒和索尔·贝娄以及瑞士作者马克斯·弗里施为例），对他们而言，惟有发生在我方身上的事情是遑急的，“个东谈主资格”就是他们的一切，只需取之不尽地“写我方”。他很可贵他们，认为他们莫得糜掷我方的一分一秒生命，然而他不同：“我以为别东谈主不会对我的事感意思意思”。咱们从《生存在树上》这本列传里不错看到，即便对他的一切都感意思意思的列传作者，也用暄和如毛掸子一样的笔触书写他，使这颗突逝的大脑所留住的空白永远保持原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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